冯康（1920年9月9日～1993年8月17日）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家，中国现代计算数学研究的开拓者。生于江苏南京，少年时代家居江苏省苏州，原籍浙江绍兴。

1926年至1937年，冯康先后在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所属实验小学、初中部和高中部就读。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两年后转物理系，主修电机、物理、数学三系主课，1944年在重庆毕业于中央大学。1946年任教于清华大学。

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其间1951至1953年在苏联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进修，1957年至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78年至1987年任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主任，1987年后任该中心名誉理事长。独立创造了有限元方法，自然归化和自然边界元方法，开辟了辛几何和辛格式研究新领域。

在基础数学研究中，对拓朴群结构、广义函数理论等作出贡献。在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方面，指导解决了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中的多项难题。独立于西方创造了解决椭圆形微分方程的现代系统化的计算方法——变分差分方法，即有限元方法。该成果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冯康还提出椭圆方程的自然积分方程、有限元边界元的自然耦合法，开拓了哈密尔登动力系统辛几何数值解法。

冯康贡献

早在20世纪60年代，冯康在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时就曾说过：“我的计算数学研究都不是从阅读别人的论文开始的，而是从工程或物理原理出发的。”

冯康在成功地创始了有限元方法后，提出了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开辟了一个有广阔应用前景的全新的研究领域。他为什么要进行这一方向的研究呢？在1991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的邀请报告中，冯康提出了这样一些关于动力系统的科学问题：在遥远的未来，太阳系呈现什么景象？行星将在什么轨道上运行？地球会与其他星球相撞吗？

也许有人认为，只要利用牛顿定律，按照现有的计算方法编个程序，再应用超级计算机进行计算，经过充分长的时间，总能得到结果。但这样的计算结果可以相信吗？实际上，对这样复杂的计算，计算机或者根本得不出结果，或者得出一个完全错误的结果。即使每一步计算的误差非常小，但误差积累起来会使结果面目全非!这是计算方法问题，机器性能再好也无济于事，编程技巧再高也是无能为力的。

动力系统问题不同于椭圆边值问题，有限元方法已不能很好解决此类问题。应该用什么样的计算方法来计算动力系统问题呢？冯康在创始有限元方法的过程中已体会到，同一物理过程的各种等价的数学表述可能导致不等效的计算方法。有限元对椭圆边值问题的成功是因为选择了适当的力学体系和数学形式。

有限元不能很好地解决动态问题则是由于拉格朗日力学体系不能很好地反映其本质特征。于是冯康又回到了物理原理。在数学物理方程中列于首位的经典力学方程，有三种等价的数学形式体系：牛顿力学体系，拉格朗日力学体系和哈密尔顿力学体系。其中哈密尔顿体系一直是物理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它的应用涉及物理、力学和工程的众多领域。但是针对哈密尔顿体系的计算方法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仍是空白。

为什么不能从哈密尔顿系统出发发展新的计算方法呢？于是冯康便开始这一方向的研究。他发现，惟有哈密尔顿力学体系才是可供选择的研究动态问题的最适当的力学体系。由于辛几何是哈密尔顿系统的数学基础，冯康以他特有的数学直觉抓住了设计哈密尔顿系统数值方法的突破口——辛几何方法。他组织研究队伍对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广泛的数值实验，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

现在已知，传统的算法除了少数例外，几乎都不是辛算法，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人为耗散性等歪曲体系特征的缺陷。而冯康等人提出的为数众多的辛算法却保持了体系结构，特别在稳定性与长期跟踪能力上具有独特的优点，已在我国的动力天文、大气海洋、分子动力学等领域的计算中得到了成功的实际应用。

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大量的数值实验令人信服地表明，辛算法解决了久悬未决的动力学长期预测计算问题。这一类新算法的出现甚至已改变了某些学科方向的研究途径，也将在更多的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冯康个人荣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冯康的科学业绩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其巨大的贡献在众多领域中凸现出来。

1997年春，菲尔兹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丘成桐教授在清华大学所作题为“中国数学发展之我见”的报告中提到，“中国近代数学能够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主要是讲能够在数学历史上很出名的有三个：一个是陈省身教授在示性类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华罗庚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冯康在有限元计算方面的工作”。

这种对冯康作为数学家（不仅是计算数学家）的高度评价，令人耳目一新。为此，许多人奔走相告产生强烈共鸣，虽则其说法很可能出乎某些人的意料之外。

随后1997年底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予冯康的另一项工作“哈密尔顿系统辛几何算法”，这是一项迟到的安慰奖，也是对他的科学业绩进一步的肯定。

冯康深厚的文化素养

科学家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星宿，而是在人间的凡人，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培养和锻炼，逐渐成长起来的。

冯康深厚的文化素质要归功于中学教育。他的母校，有名的苏州中学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家庭角度来说，主要是提供了宽松的学习环境，一种氛围。“宽松”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和当今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冯康刚进初中时，英语遇到困难，由于他在小学一点英语也未学过，而其他同学大多学过英语。问题之解决完全靠他自己的努力，很快就跟上了班，不仅如此，还跃居班上的前列。整个这段时期之内，他是轻松愉快地进行学习，而不是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的苦学，从来不开夜车（这和他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即使考试时期，亦是如此。当时的中学教育强调“英，国，算”作为基础，这里稍加介绍。

苏州中学是省立中学，英语限于课堂教学，毫无口语的训练。他课堂英语学得不错，而且还注意到课堂外的自学，在高三期间，常将《高中英语选》上的一些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我记得一篇幽默文章“闺训”曾发表于杂志“逸经”，另有一篇剧作“月起”，则未发表。抗战初期学校图书馆被炸。他曾在断瓦残垣之间、灰烬之中拾得一本英语残书《世界伟大的中篇小说集》，他就津津有味地阅读其中的一些篇章，这是他阅读英文书刊的开始。英文报纸和**也成为他学习英语的辅助手段。后来他曾在许多国际会议上用流利的英语作报告并和外国学者交流。他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英语口语训练，靠的是中学课堂教学的底子，以及后来的多看多用。

至于其它外语，他的俄语受过专门训练，又在苏联住过几年；德语是大学里学的第二外语，可以顺利阅读书刊；法语是自学的，文革后期还用一套唱片学法语会话。

总的来说，他的外语素养是非常突出的，不仅能看狭义的科学文献，而且可以在广泛领域来阅读与科学有关联的著作，涉猎极广，如科学家的回忆录、传记、史料与评述等，这些经历使他广阅世面，眼界开阔，因而对科学的见解高超过人。

另一方面，文化的滋润也给他坎坷的生涯中带来了慰籍和乐趣。1944年，他在卧床不起，前途渺茫之际，即从阅读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原文中得到了安慰，他大段朗诵其中的诗句与独白，并乐此不倦。

他从英文中读莎士比亚与吉朋，从俄文中读托尔斯泰，从德文中读茨威格，从法文中读波德莱尔，原汁原汤，别有滋味。由此涤荡心胸，陶冶情操，开拓视野，使他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仍然屹然挺立。

谈到中文，他也根底良好。在中学里文言和白话都教，但以文言为主。他能用浅近的文言来写作。记得在文革后期，无书可读，他就买了一套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来消遣。很显然，他的语文素养也在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冯康的科学报告，乃至于讲课，均因语言生动精炼，逻辑性强，深受听众欢迎。他的文章和讲义，也都反映了这一特点。

至于数学，不仅课堂学习成绩优异，他还参考原版的范氏大代数等国外教本进行学习和解题，应该说他中学数学根底非常扎实。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本科普著作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高三时期，他仔细阅读了朱言钧著的“数理从谈”。朱言钧（朱公谨）是我国前辈数学家，曾在哥廷根大学留学，回国后在上海交大任教。这本书是通过学者和商人的对话来介绍什么是现代数学（其中也提到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等问题），这本书有很强的感染力，使冯康眼界大开，并首次窥见了现代数学的神奇世界，深深为之入迷。这也许是冯康献身数学立志成为数学家的一个契机。当然，道路并不是笔直的。

冯康宽广的专业基础

冯康的大学生涯一波三折，受到人们的关注。正如Lax教授所述“冯康的早年教育为电机工程、物理学与数学，这一背景微妙地形成他后来的兴趣。”点出了相当关键的问题。作为应用数学家而言，工程和物理学的基础是至关重要的。

冯康的经历可以说是培养应用数学家的最理想的方式，虽然这并不是有意识的选择与安排，而是在无意中碰上的。1938年秋他随家迁至福建，有半年在家中自学，读的是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1939年春去僻处闽西北邵武的协和学院数理系就读。1939年夏又考上了中央大学电机系。这可能和当时的时代潮流有关。

电机工程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又是出路最好的。当时学子趋之若鹜，成为竞争最激烈最难考的系科。他也有青年好胜心，越是难考的，越想要试一试。另外，大哥冯焕（他是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生）的影响也可能是一个因素。这样他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大电机系。入学之后逐渐感觉到工科似乎还不够味，不能满足他在智力上的饥渴感。于是就想从工科转理科，目标定为物理系。

由于提出的时间过迟，到二年级尚未转成，就造成并读两系的局面，同时修习电机系与物理系的主课。结果是负担奇重，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此时脊柱结核已初见征兆。从有益方面来看，这样一来他的工科训练就比较齐备了。

在三、四年级，他几乎将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全部主要课程读完。在此过程中，他的兴趣又从物理转到数学上去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40年代正当数学抽象化的高潮（以Boubaki学派为其代表），这股潮流也波及中国大学中有志数理科学的莘莘学子，他们存在不切实际的知识上的“势利眼”，理科高于工科，数学在理科中地位最高，而数学本身也是愈抽象愈好。冯康之由工转理，从物理转数学，而且在数学中倾向于纯粹数学，正是这种思潮的体现。

他在学科上兜了一个圈子，对他以后向应用数学方向发展，确有极大的好处。试想当初如果直接进数学系，虽然也要必修一些物理课程，由于上述的心理障碍，必然收效甚微，物理如此，更何况工程了。当前拓宽大学专业的呼声又甚嚣尘上，冯康的事例对此可以给予一些启迪。

冯康在大学读完不久，以脊椎结核发病，由于无钱住院治疗，就卧病在家。1944年5月到1945年9月，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在病床上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现代数学的经典著作。

冯康昼夜沉溺其中，乐此而不疲，使他忘却了切身的病痛和周围险恶的环境。这种数学上的进取精神，既进一步巩固基础，又和当代的新发展前沿衔接起来了，使他对现代数学的领悟又上了一个台阶。1946年夏，他的伤口居然奇迹般地愈合，能站起来了，随后他到复旦大学任教，他仍坚持不懈地自学。

冯康两次重大的科学突破

在科学上做出重大突破，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眼光、能力和机遇，三者缺一不可。冯康在一生中实现了科学上的两次重大突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值得大书一笔。一是1964～1965年间独立地开创有限元方法并奠定其数学基础；二是在1984年以后创建的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及其发展。当前科学上创新的问题成为议论的焦点，不妨以冯康这两次突破作为科学上创新的案例，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两次突破都是在中国土地上由中国科学家发现的。对之进行认真的案例分析，尚有待于行家来进行。

这两次突破之所以能实现，不仅是得力于冯康的数学造诣，还和他精通经典物理学和通晓工程技术密切相关。科学上的突破常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突破之前存在有长达数年的孕育期。需要厚积而发，急功近利的做法并不可取。

开创有限元方法的契机来自国家的一项攻关任务，即刘家峡大坝设计中包括的计算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具体实际问题，冯康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一个基础问题。

他考虑到按常规来做，处理数学物理离散计算方法要分四步来进行：即（1）明确物理机制，（2）写出数学表述，（3）采用离散模型，（4）设计算法。但对几何和物理条件复杂的问题，常规的方法不一定奏效。因而他考虑是否可以越出常规，并不先写下描述物理现象的微分方程，而是从物理上的守恒定律或变分原理出发，直接和恰当的离散模型联系起来。

在过去Euler、Rayleigh、Ritz、Polya等大师曾经考虑过这种做法，但这些都是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结合电子计算机计算特点，将变分原理和差分格式直接联系起来，就形成了有限元方法，它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特别适合于处理几何物理条件复杂的工程计算问题。这一方法的实施始于1964年，解决了具体的实际问题。1965年冯康发表了论文“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格式”，这篇论文是国际学术界承认我国独立发展有限元方法的主要依据。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对冯康这项重大贡献的评价姗姗来迟，而且不够充分。

在20世纪70年代有限元方法重新从国外移植进来，有人公开在会议上大肆讥笑地说“居然有这样的奇谈怪论，说有限元方法是中国人发明的。”会上冯康只得噤口无语，这个事实是冯康亲口告诉我的。后来国际交往逐渐多起来了，来访的法国数学家Lions和美国数学家Lax都异口同声地承认冯康独立于国外发展有限元方法的功绩，坚冰总算打破了。

文革以后，他虽然继续在和有限元有关的领域进行工作，也不乏出色的成果，例如间断有限元与边界归化方法等，但他也就开始在搜寻探索下一次突破的关口。他关注并进行了解处在数学与物理边界区域中的新动向，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

20世纪70年代Arnold的“经典力学的数学问题”问世，阐述了哈密顿方程的辛几何结构，给他很大的启发，使他找到了突破口。他在计算数学中长期实践，使他深深领悟到同一物理定律的不同的数学表述，尽管在物理上是等价的；但在计算上是不等价的（他的学生称之为冯氏大定理），这样经典力学的牛顿方程、拉格朗日方程和哈密顿方程，在计算上表现出不同的格局，由于哈密尔顿方程具有辛几何结构，他敏锐地察觉到如果在算法中能够保持辛几何的对称性，将可避免人为耗散性这类算法的缺陷，成为具有高保真性的算法。这样他就开拓了处理哈密尔顿系统计算问题的康庄大道，他戏称为哈密尔顿大道，在天体力学的轨道计算，粒子加速器中的轨道计算和分子动力学计算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华罗庚简介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 华罗庚是我国享誉世界的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少年命运多坎坷，但刻苦自学，18岁在《科学》杂志发表数学论文，1920年8月，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用6年半时间读完高中至大学的全部课程，同时学习英、法、德语言，并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5篇。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彻底解决了欧洲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完整三角合估计问题，轰动了剑桥，被誉为“剑桥的光荣”。1938年学成回国，任西南联大教授。46年10月应爱因斯坦之邀赴美讲学，后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终身教授。 1950年1月，华罗庚回到祖国，出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是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他一生研究成果卓著，写有10多部著作，200多篇论文，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主要结果仍为世界最佳，先后被译为多国文字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完全确定了他作为纯粹数学若干分支的世界领袖人物之一的地位。美国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他平生大力推广和普及“优选法”和“统筹法”，为我国民族工业的技术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1904年留学日本，并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24岁留学英国，在伯明翰大学苦读六年，获硕士学位，他的老师鲍尔敦教授劝他留下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李四光谢绝了老师的好意，他回答说：“不，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贡献给我的祖国。”1920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其间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49年，他放弃国外优厚条件，毅然从英国绕道回国。 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科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对地质学的基础学科，如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学、第四纪冰川学、岩石学、矿物学等都有精深的研究和很高的造诣。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提出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并为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所证实。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地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和不朽的功勋。 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 邓稼先是我国杰出科学家、核物理学家、中国“两弹”元勋。1948年至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给他很好的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希望他能长期在美国工作。但是，邓稼先并未因高官厚禄而动摇他回祖国工作的决心。1950年，他胸怀报国之志，回到了祖国，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开始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后来改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等职。 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他隐姓埋名工作28年，呕心沥血，为我国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表彰他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 周培源是我国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1924年赴美留学，获加州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学位。1928至1929年赴德国、瑞士从事研究工作。1929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授。1936-193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参加爱因斯坦主持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从事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1943—1946年再次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流体力学湍流理论研究，随后受邀到美国海军军工试验站，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的战事科学研究。由于该试验站是美国政府的研究机构，应聘人员须要有美国国籍。当时，周培源明确提出三条件：第一，不加入美国籍；第二，只承担临时性的研究任务；第三，可以随时离去。在美国有关方面接受了上述条件后，他在美国继续工作不到一年，于1947年2月，毅然带着妻儿回国。回国后，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教务长、校长，中科院副院长，中科院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常务委员，中国科协主席，世界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等职。1980年和1985年两次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奖。 作为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并独树一帜的中国第一人，周培源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他一直致力于求解引力场方程的确定解，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标有关”的重要论点。1940年，他在国际上第一次提出湍流脉动方程，并建立了普通湍流理论，从而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1945年，他在美国的《应用数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涨落方程的解》的重要论文，提出了两种求解湍流运动的方法，引起国际上广泛注意，进而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湍流模式理论”流派，对推动流体力学尤其是湍流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 钱三强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和奠基者，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两弹之父”，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193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世界知名的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居里的女儿）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1940年获博士学位，并继续做小居里夫妇的助手。1946年他与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和四分裂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导师约里奥骄傲地称之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实验室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并向世界科学界推荐。当时众多西方媒体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为此，钱三强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并获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1948年，钱三强谢绝了导师和同事们的竭力挽留，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威胁，与夫人抱着刚刚半岁的女儿，果断而机智地回到祖国怀抱。回归后的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创工作，担任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同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成为了规划的制定人，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在苏联政府停止对我国的技术援助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又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亲自领导了核物理、中子物理、钚化学、热核反应等十多项课题的研究，解决了铀235生产中的扩散分离膜等许多关键技术问题。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他倾心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造就了一大批呕心沥血的杰出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功氢弹。钱三强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两弹”研究，为培养我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这位中国的“核弹之父”、科学泰斗，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擎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1934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大师、“超音速飞行之父”——冯·卡门教授，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加州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与导师冯·卡门参与了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并共同完成了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从而在28岁时便奠定了作为世界知名空气动力学家的地位，成为和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航空和航天领域内的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并以《工程控制论》的出版为标志，在学术成就上实质性地超越了科学巨匠冯·卡门，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最为璀璨的极少数巨星之一。 1947年，刚36岁的钱学森被聘请为美国麻省工学院的终身教授。但是他想：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1950年便开始争取回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钱学森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被没收了各种资料和书籍，被诬陷为“间谍”，美国政府对他进行审讯和监禁，将他软禁在一个孤岛上，但钱学森宁死也要回国，始终没有屈服。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外交谈判，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1956年初，国务院、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刚成立的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同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钱学森在控制科学、物理力学、应用力学、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思维科学等领域卓有建树，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开拓性的贡献。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跃入世界前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又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苏步青，中国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曾任浙大数学系教授、主任、教务长，复旦大学教授、校长，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科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等职。1919年赴日留学，1931年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博士学位。同年3月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邀他前往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他和陈建功教授带领弟子们到山洞里研究数学，正是在这时他点燃了那块神圣高原上的星星之火，于是才有了潘承洞、王元、陈景润等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突出贡献，才有了我国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的一枚枚金牌。 苏步青一生致力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学等方面的研究。青年时期的苏步青，就被国际数学界誉为“东方国土上升起的一颗灿烂的数学明星”。在仿射微分几何学、射影微分几何学、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高维空间共轭理论、几何外型设计、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射影曲线概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被国际公认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他在一般曲面研究中有重大突破，发现了四次（三阶）代数锥面，引起了国际数学界强烈反响。他是我国第一位研究“K展空间”的专家，在放射微分集合方面有着在国际数学界不可争辩的地位。其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K展空间”几何学和射影曲线荣获195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他的许多成果已被许多国家的数学家大量引用或作为重要的内容被写进他们的专著。 苏步青是一代数学宗师，更不愧为我国教育界的泰斗。他热爱教育，登台授课60年如一日，培养了一大批数学英才。他归纳出三条培养优秀学生的做法，一是鼓励他们尽快赶上自己，二是不挡住他们的成才之路，三是在背后赶他们，推他们一把。当时在中科院形成了“苏步青效应”，组建了一级级坚定的人才梯队向着数学王国进军。 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王淦昌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科院资深院士，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高技术发展“863计划”的4位倡导者之一。1930年赴德国，师从于被爱因斯坦誉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杰出女物理学家迈特内。27岁荣获博士学位。后去英、法、荷等国作学术访问，见到卢瑟福等物理学家，学习了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技巧。1934年4月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抗战爆发后，他就将自己家中积蓄的白银、首饰全都献给了祖国。1961年，当国内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钱财十分短缺时，身在苏联的王淦昌又就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14万卢布（约合人民币2至3万元）献给了国家，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柏林大学 王淦昌是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中国原子弹之父”。在70年科研生涯中，建树颇丰，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从1940开始至80年代，几乎每十多年就有一项世界级成果和重大发现。1941年，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实验所证实。1959年，他领导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不愧为中国核物理泰斗。　王淦昌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隐姓埋名17年，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于他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表彰他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著名数学家吴文俊 吴文俊，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国际自动推理界的先驱。1946年赴法国Strassbourg大学留学，4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1957年任中科院学部委员。先后担任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现任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吴文俊是著名的数学家，在拓扑学、自动推理、机器证明、代数几何、中国数学史、对策论等研究领域均有杰出的贡献。他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他的示性类和示嵌类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并广泛运用于数学研究和解决连塑性领域的有关难题，至今仍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影响深远。1957年因他在数学领域拓扑学方面的奠基性研究工作，和钱学森、华罗庚同时获得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次中国科学院一等奖。70年代后期，在计算机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数学的传统(即算法化思想)，转而研究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的面貌，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在国际机器证明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当今国际上流行的符号计算软件方面，对提高我国数学领域的国际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文俊院士热爱祖国，有高尚的科学道德，是数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至今仍战斗在数学机械化研究的第一线。在5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始终站在数学领域的前沿，做出了许多原创性研究成果，享誉世界。曾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首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Herbrand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第三届邵逸夫数学奖。 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 袁隆平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是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近年来，全国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达2.4亿亩，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一年全国增产的稻谷足可养活7000多万人口。杂交水稻从推广种植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人预估，他的种子共创造效益5600亿美元。假设其中分零头给他，那么他的资产大致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587亿美元相当。 作为建国以来贡献最大的农学家，袁隆平先后荣获 “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内奖项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杰出发明家”等11项国际大奖。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2007年4月29日，在他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年会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称赞他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 由于他在杂交水稻上重大贡献，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他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称：“毕生梦想消除饥饿 ——袁隆平：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风流袁隆平。” 著名核物理学家赵忠尧 赵忠尧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与教育家，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核事业的先驱之一。1927年赴美国留学，师从于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R.A.密立根（Millikan）。1930年获博士学位。1931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访问。同年回国，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委员。 赵忠尧在核物理特别是硬γ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等方面有着突出成就。1930年最先观察到γ射线通过重物质时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是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了反物质的物理学家。这个发现足以使他获得诺贝尔奖，当时瑞典皇家学会也曾郑重考虑过授予他诺贝尔奖。不幸的是，有一位在德国物理学家对赵忠尧的成果提出了疑问，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赵忠尧的结果是完全准确的，错误的是提出疑问的科学家，但这却影响了赵忠尧的成果被进一步确认。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任爱克斯朋在199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坦诚地写道：“书中有一处令人不安的遗漏，……没有提到中国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尽管他是最早发现硬伽马射线反常吸收者之一，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1931年，赵忠尧学成回国后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开设了我国首个核物理课程，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培养了一批后来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才：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也都曾经受业于赵忠尧。 1950年8月当赵忠尧和钱学森夫妇等一道回国之时，美军最高司令部连发三道拦截赵忠尧的命令，强行将赵忠尧押进了美军在日本的巢鸭军事监狱。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也发来中国电：“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却回电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外交努力下，于1950年11底回国。 回国后的赵忠尧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主持建成了我国最早的两台加速器，发展了我国的真空技术、高电压技术、离子源技术，打下了加速器和核物理研究的基础。1973年年事已高的赵忠尧又担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积极参加高能实验基地的建设，并带出了一批青年才俊，为我国的核物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著名地理和气象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闻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8年28岁时荣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南开大学等。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1949年，为了婉拒蒋介石赴台湾的邀请，而辞去了浙大的所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科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科协副主席等职务。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 茅以升是我国著名的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工程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16年赴美留学，1921年获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桥梁桁架之次应力被称为“茅氏定律”，并获“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回国后，曾任交通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校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建国后，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第二届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并任副主任，1982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出生于金坛金城镇，是世界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美国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2、华罗庚少年

华罗庚少年时候由于得到数学教师李月波及于维克的教导下，就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他为了研究数学，写了不少数学论文，18岁那年撰写第一篇数学论文《六次方程简式之研究》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民国19春，他又发表另一篇数学论文《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而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高度重视。1920年8月，罗庚成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此后他工学兼顾，用6年半时间读完高中至大学的全部课程，同时学习英、法、德语言，而用这三种国语发表十几篇论文，其中5篇发表在美、德、日、印度等国权威性的杂志上。23年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乙种研究员。民国25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两年间，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苏、法、德、印度等国。他彻底解决欧洲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完整三角合估计问题，轰动了剑桥，被誉为“剑桥的光荣”。

3、华罗庚中年

民国27年，罗庚学成回国，就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资源委员会委员。31年完成巨著《堆垒素数论》，荣获一等第一名特奖，35年10月，他应爱因斯坦的邀请，赴美参加由各国数学家参加的研讨若干未决的数学问题讲学会。在美讲学期间，又开展对“矩阵几何“自型函数”、“多复变函数论”、“空间扩张”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后担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客籍教授。37年春，他受聘为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

4、华罗庚逝世

1950年1月，华罗庚回祖国，出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1952年7月起他负责筹建数学、基本理论数学、数学逻辑、力学、数学物理、应用数学、计算及计算机8个研究所（室），担任数学、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副主任。他写的《多个复变数典型域上的调和和分析》荣获1957年国家科学发明一等奖。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数学系主任。从1960年起，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应用数学的研究方面。他撰著《运筹学，编著《统筹法平话》、《优选法平话》（以下简称“双法”）等通俗读物。他率领推广“双法”小分队到全国20多个省、市讲学，指导运用。1978年3月，他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技协会副主席。1983年10月，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4年又被选为美国科学院120年来第一位中国籍院士、伊利诺大学荣誉理学博士。1985年4月当选取为全国政协副嘛席。6月3日，他应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东渡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和学术交流，12日在东京大学作学术报告即将结束时，心脏病复发，终因抢救无效而逝世，享年75岁。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国际上以华氏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不“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美国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